谯周（约200—270年），字允南，巴西郡西充国人，不仅是我国三国时期的儒学大师，而且也是一位史学大家。经考证，谯周撰写的史学著作有七种，即《古史考》《蜀本纪》《三巴记》《益州志》《异物志》《五教志》和未成史著的《后汉记》。只可惜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的史著没有一部完整保存下来，《古史考》也仅有百多条佚文存世。虽然这些史著已经散佚，但是其闪耀的熠熠光辉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。

谯周古史研究的成果主要保留在《古史考》中，另外他的一些经学著作中也保留了其古史研究的成果，如《五经然否论》。《古史考》是谯周用力最深的一部著作，传世时间较长，保留的佚文相对较多，历来备受关注。有学者对谯周的《古史考》进行过介绍或研究，应该说基础研究已较到位。因此，再重复学者们已从事过的工作已没有意义，本文主要是对谯周的古史研究观念与方法提出一些新见解。不妥之处，敬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不主张社会倒退的古史观

各家多倾向于研究《古史考》对《史记》的研究，论述谯周在考证古史时所作的工作，而能够从谯周古史研究的思想观念方面着手的并不多。其中蒙默《谯周古史学片论》承其父之说，提出《古史考》体现了谯周社会发展史观。蒙氏父子从三皇的造作进行论述。蒙默《古史学片论》认为，谯周的三皇说（包括三皇的“发明”）正好体现了中国社会中人猿揖别、渔猎时代、农耕时代，暗合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进化史观。而社会进化史观正好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发展的，蒙默没有点明谯周有社会发展史观，但是有这个意思。蒙氏的观点新颖，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。实际《古史考》中还保留了相应的材料可进一步佐证蒙氏的观点。

道家有皇、帝、王、霸的史观，皇、帝、王、霸的发展过程是道德递衰的历史过程。道家的这一史观对诸子百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，譬如《韩非子·五蠹》:“上古竞于道德，中世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力气”，明显受这种理论的影响，法家的上古、中古、当今的划分中就体现了道德递衰的观点。儒家中也有不少人接受了道家的这种观点，《白虎通》更说“德合天地者称帝，仁义合者称王，别优劣也。《礼记·謚法》曰:‘德象天地，称帝;仁义所生，称王。’帝者天号，王者五行之称也。皇者何谓也？亦号也。皇，君也，美也，大也，天之惣美大称也。时质，故惣之也，号之为皇者，煌煌人莫违也。”《白虎通》的说法已十分明确，完全赞同了道德递减的史观。儒家赞同道德递减的史观，一是出于崇古，认为上古真的存在尧天舜日，二是出于宣传儒家，儒家倡复兴礼制社会，总有自己理想的时代来比附，孔子不离文、武、周公，孟子不离尧舜。谯周虽然也在讨论构建圣王统系，但是他并不认为皇、帝、王、霸是道德递减的称呼。《史记索隐》引《古史考》:“夏殷之礼，生称王，死称庙主。皆以帝名配之天，亦帝也。殷人尊汤，故曰天乙。”按照道德递减说，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就只能称王，而不能称帝。谯周则认为生称王，死称庙主，用帝名配天也称帝，他的这种观点明显与《白虎通》的观点冲突，也就否定了《白虎通》的说法。可见，谯周并不主张道德递减说，不主张社会倒退学说。

在《古史考》中有明确的主张，其文曰:“太古之初，人吮露精，食草木实，穴居野处。山则食鸟兽，衣其羽皮，饮血茹毛;近水则食鱼鳖螺蛤。未有火化腥臊，多害肠胃。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。造作钻燧出火，教人熟食，铸金作刃，民人大悦，号曰燧人。”

可见，谯周并不认为上古就是好的，而是认为:因为圣王的出现，有了发明造作，社会才一点点的进步起来，逐渐才有文化和制度。谯周并不是一味崇古，他虽然整理圣统，推崇三代之治，但不主张三代什么都好，更不主张要回到三代，而是要求用儒家的王道理论适用于现实社会。

二、圣王不同姓、天命不常在的疑古精神

《史记》前四篇记载五帝、夏商周三代的先公先王大致出自一族，长久以来人们信以为真。两汉时期不少人在构建上古圣王系统，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。“汉帝国在构建国家神化的过程中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。一方面汉代君主袭取了圣人的名号，一方面又尊崇五帝三王周孔的圣统，以尧、舜、文武之治为太平社会的理想。”两汉儒者不断在为汉王朝的这种圣统的构建而努力，前汉有人提出汉承尧后，但是无法证明刘氏是尧的后裔。东汉儒者贾逵从《左传》中找到证据，证明了刘氏出于唐尧。两汉之际王莽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断在寻找代替刘氏受命的证据，致使纬书大量出现，造成了圣统的混乱。这样整个东汉时期的学者都在讨论圣统的问题，延及三国仍在讨论。圣统的构建过程中充斥了种种斧凿的痕迹，也充满种种迷信与虚妄。对于其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很少有人质疑和考察。

汉末三国时学者秦宓则对此置疑。他研究古史有很强的怀疑精神，史载“宓见《帝系》之文，五帝皆同一族，宓辨其不然之本。”秦宓传学谯周，其疑古思想也被谯周所继承，激发了谯周去探讨古史。谯周不仅认为五帝不同姓，而且他的《蜀本纪》认为“禹本汶山广柔县人”，再据《史记·夏本纪》的记载，鲧、禹是颛顼之后，那么夏后氏也不与黄帝同姓。又“契生尧代，舜始举之，必非喾子。以其父微，故不著名……则简狄非帝喾次妃明也。”则殷先公先王也非与黄帝是一姓，又非与帝喾是一姓。五帝三王不同姓，那么五帝三王非有共同的血缘，非出自一族明矣。

又《古史考》云:“颛顼、帝喾之身号高阳、高辛，国氏土地之号。”《古史考》佚文中又有，燧人氏火德、大庭氏土德、穷桑氏金德、高阳氏水德、高辛氏木德。蒙默《谯周古史学片论》进行深入考证，认为谯周所谓的“德”是“不同文化习俗的表现”，不含有其他神秘的成分。最后蒙氏指出:“所谓五帝实为五六异地、异姓、异德之古帝;亦即谯氏笔下之五帝实为长期共存生活于不同地域、秉受不同血缘传承、创造出不同特色文化之五六古国酋邦。”蒙氏在得出结论之前，认为谯周接受了郑玄的观点，五帝号包括穷桑氏，实际是六人。蒙氏的这个观点是没有证据的，谯周虽然提到有穷桑氏，但是没有把他归入五帝的系统。谯周也提到女娲，也不能就此说谯周把女娲也归入三皇系统，三皇变四皇。按《史记正义》的记载:“太史公依《世本》《大戴礼》以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为五帝，谯周、应劭、宋均皆同。”“宋均注《援神契》引《甄耀度》数燧人、伏牺、神农为三皇，谯周《古史考》亦然。”史书有明确的说法，所以蒙氏之说值得商榷。

谯周考辨三皇五帝及其他古帝王，是在整理圣王系统。战国、两汉来的圣王统系是存在很多争议的，出现多种统系，更多的“古帝王”浮现。在此种情况下，谯周也要整理出饱含自己思想的圣王统系。谯周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帝王必须行德政，即建立在有德受命的基础上。这个“德”是“德政”的“德”，已经剔除了两汉的神秘、怪诞的思想，而是强调儒家的德政。帝王受命是看对民众是否有德，即行德政，做仁德之君，如果无德，就会被民众推翻，即肯定汤武革命，帝王所受之命来自于民而非天。圣王异姓、异德正好说明天下非一姓之天下，圣王系统不是简单的血统传承，是有能有德者的天下，更无必要去强调万世一系的学统。谯周认为在上古之世存在很多酋邦，但它们中只有一姓在一段时期内居于圣统之中，到了一定时期就被其他姓的圣王所代替，并非如蒙氏所讲，他们都简单的并存于世，它们是有臣属关系的，臣属于这一个时代的圣王。

谯周的“有德受命”思想与“圣王不同姓、天命不常在”的疑古精神一方面是对两汉构建圣王系统的质疑与反思，另一方面也在构建脱离神秘与怪诞的新的圣王系统，开辟了理性考史之路。

三、充满理性的古史考证

古史充满传说与荒诞不经的东西，史学中的好异风气并未随两汉经学的衰退而终结，与之相反，从东汉后期到魏晋南北朝，史学中的好异之风日炽，史著中充斥了大量神仙志怪，如干宝《搜神记》被录入史部目录，他被称为“鬼之董狐”等等。在史学的好异求怪风气下，谯周则表现得与众不同，他以理性精神考史，不信虚妄传说。谯周针对《史记》记载的传说、委巷之谈等进行了考证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如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记载了“陆终生子六人，坼剖而产。”裴骃《集解》引干宝的话说，“谯允南通才达学，精核数理者也。作《古史考》以为作者妄记，废而不论。”司马迁所记与《大戴礼记·帝系》所记相同。古书中记载坼剖之事较多，如大禹坼背而生，契胸剖而生等。古书中把坼剖还称作坼副、坼疈，王念孙进行过专门考证。坼剖之事引得很多人的讨论，罗泌《路史》卷四十一《余论四》中有《孪生坼疈》一篇专门引证坼剖，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不同其出生也与一般人不同，其荒唐可见一斑。现代医学下，剖腹产是很正常的事，但上古时代讲剖腹而产实际很不可能，其他如剖胸而生，坼背而出更是荒诞无稽。至于说释迦牟尼、老聃等也是坼剖而生，更是有人为的神化。后世不审，以致谬种流传，直到清代还有人为这荒唐传言辩护。谯周的《蜀本纪》也明显不记大禹坼背而生之事，可以印证谯周的理性考史。《三国志》卷八裴注引谯周《蜀本纪》曰:“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。生于石纽，其地名刳儿坪。”在谯周之前的扬雄《蜀本纪》与之对应的佚文则曰:“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，生于石纽，其地名痢儿畔（坪）。禹母吞珠孕禹，坼副（堛）而生。”谯周同时代的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曰:“鲧纳有莘氏女曰志，是为脩己。上山行，见流星贯昴，梦接意感，又吞神珠，臆圮胸折，而生禹於石纽。”谯周剔除关于禹的传说的虚妄部分，足见其之卓识。

又《史记·秦本纪》:“蜚廉为纣石北方。还无所报，为坛霍太山而报。得石棺铭曰:‘帝令处父，不与殷乱，赐尔石棺。’”这就是蜚廉忠于纣而得天赐石棺之事。司马贞认为记载不实，引谯周观点为证。谯周不信天赐蜚廉石棺一事，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，一是蜚廉忠于商纣，谯周是积极肯定汤武革命，因此蜚廉属于助纣为虐，在谯周眼里算不得忠臣;二是天赐石棺，本身就是虚妄的传言，谯周一向是不信这种神话，反对用神怪来解释历史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恶来、蜚廉因与周武王为敌而被斩杀。蜚廉得赐石棺之事，大概出于秦人的编造，大约是用以宣传秦将取代周的天命而作出的神话。

另外《史记·赵世家》中载有，周穆王西行会西王母之事。《庄子》中出现过西王母，《穆天子传》和《山海经》都有大量关于关于西王母的传说，周穆王西行会西王母之事见诸《穆天子传》。司马贞指出司马迁引自《穆天子传》。西王母的传说在两汉是非常盛行的，也曾掀起了西王母崇拜，甚至有传西王母筹的波及多个郡县的群体行为。谯周不信此事，认为是东方西方世俗的差异而已。《古史考》辑本有:“《赵系（世）家》引《穆天子传》言‘西王母’，谓谯周不信此事，而云:‘余尝闻之，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，宗其神，谓之王父母。或云地名在西域，有何见乎？’”

此外谯周不信徐偃王“日行千里”之说，谓“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，去周穆王远矣。且王者行有周卫，岂闻乱（《史记正义》作“岂得救乱”）而独长驱，日行千里乎？”也不信“陈恒有七十子”之说，谓“按《春秋》陈恒为人虽志大，负杀君之名。至于行事亦脩整，故能自保，固非茍为禽兽之行。夫成事在德，虽有奸子七十，秪以长乱亊，岂然哉？”谯周运用所掌握的知识，对神怪和非常理的东西进行否定，不语乱力怪神，他的古史考证闪耀着理性的光辉，迥异于同时代的很多人。

四、《古史考》的史学地位

从我国史学的发展来看，《古史考》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可抹杀。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，但更多的学者依旧没有引起重视。

首先，从《史记》研究史上看，《古史考》是第一部系统考证、注释《史记》的著作。《晋书·司马彪传》载:“谯周以司马迁《史记》书周秦以上，或采俗语百家之言，不专据正经，周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，皆凭旧典，以纠迁之谬误。”这是今见最早的关于《古史考》的评论，《史通·正史篇》也持相同观点。此处明确点出《古史考》是纠正《史记》之误而作的。《古史考》是对两汉《史记》研究的总结，又系统考证了《史记》，把对它的研究系统化。同时《古史考》也是注解《史记》的一部力作，单纯说它是考辨《史记》的著作，未免单薄。它不仅对《史记》所记载的地名、制度、王侯世系等进行考辨，还进行解释与补充，同时对《史记》的一些观点进行评论。学者们论述已经十分清楚。龙显昭说“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《史记》的专著”，是极公允的。

《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》一书对谯周及《古史考》在《史记》研究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。东汉延笃有《史记音义》一卷、《史记章隐》五卷，张昶《龙山史记注》，这两书在后世流传不广，所以整个东汉注史记的仅此二家。三国时期除《古史考》外别无他家系统研究《史记》。两晋只有徐广《史记音义》一种，南朝有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。在唐代以前的《史记》研究是比较冷清的，谯周能在三国时期，作出一部有二十五卷并综合研究《史记》的《古史考》，其在《史记》研究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。《古史考》到唐代都还与《史记》并行于世，南朝裴骃的《集解》、唐代司马贞的《索引》、张守节的《正义》都不同程度的转引《古史考》，足见后人的重视与其对后世的影响。

其次，《古史考》在史学独立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史学原本是经学的附庸，随着经学的衰颓，史学在东汉三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过经史分立、文史分立最终独立成一个完全的大学科。史学要独立，必须有史学意识的自觉。东汉三国时，已经有经史并称的情况，史著受人关注，史学的独立意识初见端倪。史学的独立过程中，史学评论的发展是史学意识自觉的关键。逯耀东认为谯周的《古史考》是“史学脱离经学迈向独立历程中，所出现的一本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。虽然无法洗净经学铅华，但却超越了过去解经不可论经的范畴，利用经学作为材料，对中国的一部史学著作，进行系统批判。谯周所坚持的是经学立场，但所进行的却是史学评论工作。这正是经史分途之际，史学评论萌芽期间的特殊现象。”逯耀东高度肯定了《古史考》的在史学独立道路上的地位是难能可贵的。

再次，《古史考》是中国考证古史的早期代表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小说家下著录有《周考》76篇，并有注曰:“考周事也。”宋人高似孙在《史略》中引《汉书》此条注在《古史考》条下。姚振宗在《三国艺文志》中转引此条，并认为谯周的《古史考》书名来自于对《周考》的模仿。《周考》后人未能得见，班固把它放在小说家之列，估计也并非很严谨的学术著作，亦无法证明就是一部考史之作。谯周考证古史是受秦宓考辨《春秋》的影响，是把秦宓的事业推而广之，最终作成了考经之作《五经然否论》和考史之作《古史考》。由此证明了谯周具有独立的学术思想，开了我国系统考证古史的先河，也是古代“疑古”派的早期代表，直接启发这后来的学风，对史学走出虚妄有着重大贡献。自然《古史考》破除史学的充斥的迷信、虚妄的做法在神怪气息很浓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也是独树一帜的。

此外谯周《古史考》还客观上启发了后人的崇古风气。孙星衍讲“先秦已（以）前佚事惟见于《世本》，后世捃摭子传为书，有《三皇本纪》及《路史》《通鉴外纪》诸书，皆滥觞于蜀人谯周。周书久之，与《世本》俱亡。苏氏辙、金氏履祥之书反行于世，盖无足观矣。余尝惜《绎史》《尚史》搜罗古事之不精、不备……”孙氏对《古史考》之推崇可见一斑，自然孙氏也道出了后世踵相撰述古史皆源自《古史考》的启发。陈鸿、刘恕、苏辙、罗泌、李鎔、马骕等嗜古成风，不区分神话与历史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，他们只是形式上模仿《古史考》，得其形而捐弃其神，诚不足取。

《古史考》的亡佚，留存下来的残篇断章无法完全体现谯周的古史研究思想，但是仅此也能体现谯周古史研究的光辉。其书不传，实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。当然，谯周的古史研究明显带着经学的痕迹，他由考经到考史，经史互证，本意在经学，但是客观上去促进了史学的发展。谯周的经史之学不能明显分开，其对史学的贡献是必须肯定的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怪诞之风盛行的魏晋南北朝史学，谯周能祛除虚妄与迷信用理性考史着实值得后人学习。

作者简介：赵炳清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历史学博士，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历史地理方面等的研究; 张林，西华师范大学友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，主要从事史学史方面的研究。

文//来自于《西华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3年01期。